盲盒销售合同性质辨析：是否构成射幸合同？
我代理一个消费者起诉某潮玩公司的案件，消费者花费数千元购买同一系列盲盒，但始终未抽到宣传的‘隐藏款’。我认为经营者未公示隐藏款的具体抽取概率，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，应适用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。但对方抗辩称盲盒属于射幸合同，风险自担。我的初步判断是，射幸合同通常指保险合同、彩票等，盲盒的核心是商品买卖，只是交付方式特殊，不应简单归入射幸合同。这个定性对法律适用影响很大，想请教一下您的专业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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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在新型消费模式中颇具代表性的法律定性问题。你的初步判断方向是正确的，但需要更精细的法律分析。
首先，关于射幸合同。根据《民法典》合同编的相关原理，射幸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是否履行义务有赖于偶然事件的出现，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在订立时并不确定，典型的如保险合同、彩票合同。其核心特征是：合同的履行取决于不确定的、当事人无法控制的偶然事件，且该偶然事件是合同的基础。���盒销售中，消费者支付确定价款，经营者负有交付确定种类（该系列盲盒）中某一具体款式商品的义务。消费者获得何种款式商品具有偶然性，但这**偶然性仅体现在合同标的物的具体规格上**，而非合同主要义务（支付价款与交付商品）本身是否履行。这与射幸合同中“可能获得巨大利益也可能一无所获”的本质（如彩票不中奖则无任何对待给付）有显著区别。因此，主流司法观点认为，盲盒销售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仍是买卖合同，其“射幸”色彩仅附着于标的物的个别属性，不宜整体定性为射幸合同。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例中，也倾向于将此类包含不确定性的营销模式纳入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规制范畴，而非适用射幸合同规则。
其次，关于隐藏款概率不公开的违法性。这直接关系到经营者是否全面履行了告知义务。根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八条、第二十条，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、使用的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，经营者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。盲盒商品的“隐藏款”作为核心卖点，其投放概率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键信息，属于与商品有关的“真实情况”。经营者不公开或虚假公布概率，实质上是隐瞒了商品的重要信息，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，构成对上述法条的违反。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《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（试行）》第十七条也明确规定：“盲盒经营者应当将商品名称、商品种类、抽取规则、商品分布、商品投放数量、隐藏款抽取概率、商品价值范围等关键信息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，保证消费者在购买前知晓。”该指引虽非行政法规，但清晰地体现了监管和司法实践对此问题的共识：概率不公开不透明，属于违法行为。
综上，在裁判口径上，法院通常不会支持“盲盒即射幸合同”的抗辩，而是依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认定经营者负有全面的信息披露义务。未公示隐藏款概率，特别是当该概率极低时，可能被认定为隐瞒重要信息，构成欺诈，消费者可依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主张惩罚性赔偿。
*以上分析基于现行法律规定，具体适用还需结合案件事实和当地司法实践。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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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上分析得很透彻，我补充一个最新的司法动态。今年初，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网络消费典型案例时，有一个涉及盲盒的案例（虽然不是指导案例，但很有参考价值）。法院在说理部分明确指出：“盲盒销售模式中，经营者通过概率性营销刺激消费，但并未改变其作为销售者的法律地位。经营者隐瞒盲盒抽取概率等重要信息，导致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购买决定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”这个表述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射幸合同说，但完全是从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框架下进行评价和归责的，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倾向性意见。在论证时引用这个典型案例的裁判要旨，会很有说服力。
补充一个我们这边（华东地区）的裁判口径差异情况。整体上，长三角地区法院对消费者就盲盒概率不透明提起的诉讼支持度较高，但具体尺度有细微差别。比如上海的一些判例，不仅依据《消法》，还会援引《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中关于“经营者提供商品应当明示商品性能、质量、价格等基本信息”的规定，论证更为直接。而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，特别注重“整体销售宣传是否构成误导”，如果宣传中过度渲染隐藏款价值但隐瞒极低概率，更容易被认定为欺诈。但在一些传统商业纠纷审判思路较重的地区，早期可能有法官接受“射幸性”的说法，但现在随着《盲盒指引》出台和共识形成，这种观点已非主流。建议在起诉时，把本地或上级法院的相关判例检索清楚。
「素履以往」
Not the sharpest mind, but the steadiest han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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